滄海遺珠 │ 蔣相澤先生和他的《捻軍起義》
來自： 發布時間：[2023/01/12] 已訪問：49
蔣相澤先生的《捻軍起義》一書，經由李慧敏博士翻譯，中文譯本終于與讀者見面了。這部著作的英文版于1954年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是蔣相澤先生的博士論文。在蔣相澤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的華盛頓大學遠東與俄羅斯研究所（The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二戰后所長戴德華（George Taylor）將一批有影響力的外籍中國研究專家招募至麾下，如德裔的魏特夫（Wittfogel）、梅谷（Franz Michael），華裔的蕭公權、瞿同祖等人，使該研究所成為中國研究的美國學術重鎮之一。20世紀50年代，研究所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中國研究著作，其中就包括蔣相澤先生的《捻軍起義》。
《捻軍起義》
自1978年起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終其身，長期從事世界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被譽為中山大學中美關系史研究奠基者。幾乎與這部英文著作問世同時，國內對捻軍起義的史料搜集和學術研究工作開始形成氣候，1953年神州國光社出版了182萬字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蔣相澤先生的《捻軍起義》一書，不僅僅具有捻軍研究起點的學術價值，其論題、結論，以及對《剿平捻匪方略》《山東軍興紀略》等文獻信手拈來的采擇使用和嚴密綿長的解釋分析，都具有史學研究的示范意義。正如作者所言，“我深切感到，客觀史實是可以認識的，把大量史料一擺，面前就會出現一幅圖景，這幅圖景不論是模糊的還是比較清晰的，都不是從我腦子迸出來的；經過鉆研，對史實的認識是可以逐步接近真實的，可以逐步深化的。當然，這種鉆研必定是在某種觀點的指導下進行的，但如果不是有意捏造，觀點是生不出史實來的。至于各個史學家或各個時代的史學家對同一史實有不同的論述，那是因為他們對史實的認識有正誤之別或深淺之分，而不是因為他們可以隨意制造歷史。假如歷史可以臆造，史學就變成多余的了。史實是可以認識的，但到達正確的認識，又不能一蹴而就，必須下苦功。得到正確的認識，也就是在史學上作出了貢獻。這是我在留學時期的一些體會?！?/span>【注：《蔣相澤自述》，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第797頁。】《捻軍起義》一書，呈現了蔣相澤先生對史學研究的認識。這種開放的歷史意識，歷久彌新，不會過時，相信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會產生共鳴。新的時代，我們需要加強對近代農民戰爭史的研究。這部著作在英文版出版近70年后與中文讀者見面，勢必會啟發和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
《捻軍起義》一書源于蔣相澤在華盛頓大學的博士論文《捻軍的組織及其與清廷之間的斗爭（1851—1868年）》。【注：論文英文題目為“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ien Rebellion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Nien and the Loyalists(1851-1868）”。】該書于1954年出版，英文版序言指出，“由于蔣相澤先生已經返回中國故里，重新修訂已無可能”，只能將博士論文原樣出版。序言是當時在遠東與俄羅斯研究所的中國史在讀博士隆德（Renville Lund）所作。隆德后來在美國穆倫堡學院（Muhlenberg College）任東亞史教授，1998年去世。這部書出版后，美國、歐洲、日本學界先后有60余篇書評予以評點介紹，但中文讀者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誤解。【注：如有學者誤以為“蔣先生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是關于義和團研究的”。曹旅寧：《國史探微》，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第199頁。】如前所述，蔣相澤先生的這部著作，并未利用當時國內學界整理的捻軍史料，官方或半官方的材料是該書的主要文獻來源。這些材料出自捻軍的敵對陣營，因此作者使用它們“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然而，這種對作者來說“只有通過細讀字里行間的內容，并結合其他類似來源的資料細細爬梳，才能間接得到關于捻軍組織的一些線索”的艱難處境，對其他研究者和讀者來說，卻是一種享受，能夠體會作者的精微考證與縝密分析，欣賞史學家探究歷史過程及其背后成因的魅力。第一部分是對捻軍組織的研究。作者將捻軍起義置于整個清代歷史發展的脈絡當中，即使姑且不論西方入侵因素，清中期的統治衰落也是不爭的事實。作者指出，白蓮教起義后清政府沒有出現任何復興跡象，捻軍起義是19世紀中期晚清大起義的有機組成部分。捻軍和同時代其他起義者共享了某些構建權力的方式，將地方武裝組織成更大的區域性團體。作者的討論基點在于統治權問題。隨著清政權統治力量的衰弱，起義者開始爭奪地方的統治權。作者的研究視角與清朝盛衰的發展周期緊密相關，這與后來美國學者裴宜理更注重捻軍與現代中國革命者關系的研究視角形成了鮮明對照。作者認為，捻軍起源于秘密社會，“且是一個起源于具有煽動性的白蓮教的秘密社會”，因此“劫富濟貧可能并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這只是他們誘導更多人加入其組織的手段?！边@一認識為捻軍在起義準備階段的行動賦予了意義，同時也解釋了捻軍在起義前夕的一系列活動的意義。以此為基礎，作者認為早期捻軍組織有三個特征：第一是地理上的分散，第二是眾多捻軍力量之間彼此獨立，第三是規模富有彈性。捻軍組織旋聚旋散，其本質是一支地方武裝。當時結合文獻與捻軍史調查的國內學者與其存在觀點上的分歧。如張珊認為，早期捻軍來源多元，稱之為匪是封建統治者的污蔑，捻軍在思想和組織上是“以宗族親戚關系結合起來的，也是在道義基礎上結合起來的，組織眾多的”。他認為捻軍的前期組織和后來發展是一脈相承的，是清政府統治腐敗，人民“窮而無告”，不得不自發團結起來造成的。【注： 張珊：《捻軍史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第38—43頁。】裝旗制度是捻軍起義后重要的組織方式。蔣相澤引入社區和共同體概念，對捻軍圩寨的觀察是全書的亮點之一。作者認為，圩寨為捻軍提供了整合與鞏固其控制區域的主要方式，并細致縝密地考察了圩寨內部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直至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界才對圩寨、團練等內容予以充分關注。該書無疑是最早從社會史角度研究農民戰爭的著作。遺憾的是，學界并未注意到該書。在捻軍的成員方面，作者還討論了除農民之外的士紳、勇營中的逃兵與棄兵以及私鹽販子等在起義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是捻軍與清軍的斗爭。作者通過對《剿平捻匪方略》《山東軍興紀略》《豫軍紀略》以及數省方志等大量史料的細致爬梳，清晰描繪了復雜多變的捻軍起義的宏偉畫卷。作者以清軍史料為主線，分析論述了捻軍起義十余年間多地區、多軍種的剿撫、和戰瞬息萬變的復雜局面。這一部分內容分為五章，分別是曾國藩剿捻之前清軍在軍事和政治兩條前線的失敗，地方勢力的角逐，曾國藩的策略以及對東、西捻軍的鎮壓。這部分論述最充分地體現出作者深厚的史學功力與學術智慧，讀者在“輕松”的閱讀過程中自能體會。第三部分為全書結語。作者回到農民戰爭的本質問題，強調人民的支持構成了捻軍真正的堡壘。清軍鎮壓捻軍的過程，從根本上講，是重新贏得農民支持的過程。曾國藩、李鴻章最終取得剿捻戰爭的勝利，正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淮民并非天生從亂，同時也沒有低估他們的活力與戰斗精神，在捻軍統治中心動員百姓來動搖捻軍的根基，積極推行“清查圩寨”工作，成功將捻軍與其支持者分離。1865年后，淮軍持續從淮北農民及投降的捻軍中招募人員，在對捻作戰的最后階段，淮北新丁的人數大大增加。這是捻軍起義失敗的原因。作者也指出，曾國藩、李鴻章剿捻的勝利，本質上講仍是地方勢力的勝利，一支地方勢力對另一支地方勢力的勝利是無法消除起義根源的。他們取得人民支持只不過是軍事上的權宜之計，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起義問題。
以上是對《捻軍起義》一書作者和內容的簡要介紹。令人扼腕的是，在該書中文版付梓之際，蔣相澤先生已經仙逝，無法親見此書。在此向蔣先生及其家人表示最大的敬意。蔣先生后來離開清史園地，轉而從事世界史的教學與研究，翻譯了不少西文作品。他尤其強調翻譯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翻譯之事，三分外文，七分中文，三分語文，七分專業”。【注：參見桑兵：《悼袁廣泉君》，《澎湃新聞》2020年5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李慧敏博士以此為鏡，為此書的翻譯付出不少辛勞，閱讀大量相關書籍，逐一核對史料原文。同時感謝河南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楊光、編輯徐昊等出版人慧眼識珠，使這部塵封已久的經典研究著作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作為“近代農民戰爭再研究叢書”之一種，希望該書的出版能進一步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
